作者：李忠教授
廣東歐博企管的創(chuàng)始人曾偉教授、首席科學官李忠教授兩人在云南麗江瀘沽湖畔的里格半島進行了一場關于”東西方管理思想的對撞“的對話與探討。在這樣的一個風景秀麗、心曠神怡的背景之下展開思維與洞見碰撞，特別放松、特別有意義、特別的有趣。
水火未必不相容：二元論的困惑與解惑
看到這種湖光山色，不免贊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給人類創(chuàng)造了這么多讓我們感到心曠神怡的地方。世界上這么好的景色，都是由兩種力量造成的，就把景色造得這么的巧奪天工，只有兩種力量啊，其實我們中國人講的山水，就把這兩個力量給表達出來了。
水是柔性的、陰性的，變化無窮的東西。我們說“上善若水”，“善”意味著不固執(zhí)，善于變通，能夠適應任何環(huán)境，它跟什么都能因緣合和好。比如說美國的大峽谷就是由水造成的，好驚嘆啊，沖刷造成的。
相對于水，另外一個力量是山，雄壯、挺拔、陽剛，很猛烈，很壯烈的東西。山，一種是火山噴發(fā)造成，另一種是地殼運動形成的，實質都是地幔中的熱量運動造成的，就是火，就是熱。
我們中國古人云，水火不相容啊。其實你看地球上，有水沒有山，缺乏雄偉的感覺，厚度不足；有山無水，沒有靈性，沒有內涵的感覺。水火不相容，如果你從物理學角度來理解，還有點道理，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它理解成對世界的看法就是水火不容，這個世界并不是極端的。
有人認為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水就是水，火就是火，水火不相容，二元對立。
自然界因為水火相容了，相互糅合，我們才有這么好的美景。為什么人類一定要你就是水，你就是火，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搞二元對立，有二元論呢？
可能有些人悟到了，就是東西方文化應該交融在一起的，像水火一樣慢慢糅合。又出現(xiàn)了更激烈的二元論，到底是中更重要，還是西更重要？
我們中國歷史上都是大度包容，我們從不拒絕任何外來文化，因為我們很自信，絲綢之路啊，海上絲綢之路啊，現(xiàn)在的一帶一路啊，為什么中為西用或者是西為中用，眾人一定要下個定論，這恐怕也是一種二元論。
原有的二元論是水火壓根就不容，現(xiàn)在是誰對誰容的問題了。為什么一定要這樣子，為什么一定要搞成一個誰為誰用？
干了這么多年的咨詢，為企業(yè)服務，叫企業(yè)運作管理，學到的內容大多數都是偏西方的。但是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有很多的大智慧呀，包括一些傳統(tǒng)的文化，應該能夠更好地成為我們管理體系的一部分，成為中國式的管理，中國特色的管理，有中國符號的管理，體現(xiàn)出中國元素的管理，我認為對我來說比什么都渴望，因為我想把這些元素融進來，我想這才是中國特色的管理，一看這種管理就知道那是中國人做的。
我是一個很典型的學西方知識體系成長的人，學自然科學（近現(xiàn)代理論物理），但是我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無論是佛教、道教、儒家，我是很贊同，很接受，我在慢慢地、努力地學習，努力地補充我自己。我就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對此好像特別的反對。
我見過兩種極端的人，一種是像我這種學自然科學的人很抵制中國的文化，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難道中國文化不好嗎？中國有那么多精髓呀，難道中國文化你學了之后就讓你喪失了對原有的西方知識的瓦解嗎？我不認為這樣。
另外一種好像反過來了，有人問我，你這種表達還像中國人？我真的好難受，我從小到大，從生到死都是中國人，你這樣說只是因為我對西方的東西掌握很多嘛。我的知識體系中間沒有很鮮明的、很有深度地表示出我們中國的傳統(tǒng)，難道我就不是中國人？這就是第三個二元論。
我現(xiàn)在面對三個二元論，我也不是迷惑，其實我本身不迷惑，我找到了方向。我就感到這個世界上存在三種二元論，老是在一起糾纏，也沒得出個很好的結果，甚至搞了兩派老死不相往來，甚至現(xiàn)在，在公共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上，互相之間的不理解甚至攻擊，我覺得比說臟話、粗話還要惡毒。因為他不是攻擊某一個東西，它是對這一類人，或者掌握這一類知識體系的整個人群的一種攻擊。
可能你都不相信，甚至有人拿國學來鄙視我，覺得我好難理解。在他看來西方的科學知識體系跟我們中國國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比，好像不值一提，我就覺得好奇怪。其實我本人不迷惑，我也不困惑，我困惑的是為什么同樣是中國人，為什么出現(xiàn)了如此多的爭論？
最新拜讀了曾偉教授的新書《理性的極限》，我看出了很多東西，西方的知識有啊，東方的智慧也有，我們不迷信西方，但我們也不能去拒絕西方。這本書我拜讀了蠻多遍，我們是地球人，我們生活在地球上，我們需要了解外面，這樣我們顯得更加從容，更加自信，更加能夠屹立于地球上，更能把我們中國人的非常優(yōu)良的東西，更好地展現(xiàn)給全世界，而不是拒絕別人，我是這么考慮的。
近現(xiàn)代科學的三大精髓
科學的界限
近代科學的奠基者牛頓先生最震撼的那本書中居然沒有科學這兩個字，反而有哲學這兩個字，叫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什么意思呢？他對這個世界進行的還是哲學思考，他認為他的知識體系還屬于哲學范疇，但做了定量化的思考，做了數學性的描述。
也就是說在牛頓的意識當中，他認為自己還屬于自然哲學家，他認為科學是對自然的一種哲學思考。因為哲學的對象可以是自然，可以是社會，可以是人性。可能一般人理解的更多的哲學就是指對人性的，像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面，比如說像儒家重點探討的就是人性的善惡問題，可以稱之為關于人的哲學。
在牛頓那個年代，所謂的科學是關于自然的哲學思考，但是它不僅僅是一種思考，因為他還牽扯到什么呢？牽扯到一些定量的描述，定量的規(guī)律及定理的總結，所以它叫做數學原理，就是關于自然的哲學思考的一種數學模型。可以這樣理解，科學有三個層面，自然的（唯物性）、哲學的、數學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科學是什么，科學其實就是自然的、哲學的、數學的統(tǒng)一。
科學的靈魂是哲學，科學的形式是數學，沒有任何一門科學能離開數學來表達的，所以科學的形式是數學，但是科學的靈魂是什么？是哲學。科學的對象是自然；思考的方式，靈魂是哲學；表達的方式是數學。
因為我是學量子場論，我心中的偶像是S.溫伯格教授（去年剛剛去世的），他在我們這行的名聲就不用講啊，他晚年就按照科學的角度去思考，他說過這句話：“科學沒有上升到哲學高度就不夠深刻；哲學缺乏科學的支撐就不夠具體，不夠直觀”。但我們中國人一般不太用科學這個詞，我們把認知叫文化，西方將認知叫科學。
中國曾經領先過
科學實際上展開來講，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它主要的對象是自然的，以自然為對象，就是科學，最早這個應該是一個范疇；他的靈魂是哲學的，然后它的形式是數學。
如果這三個元素來講的話呢，其實關于自然的哲學思考，在咱們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里，應該講是中國人比較擅長的。其實我們對事物，無論是對人，或者是對自然，對人性，對人心，我們所做的哲學思考是相當豐富的。
從易經說起，易經很多卦，卦象用的都是自然的這種概念，用自然的概念來作為卦的描述，也是對自然的思考；包括剛才你講的，就是水代表陰柔，山代表陽剛，這個更多是指道家了；那么講儒家，仁者愛山，智者樂水，你看都離不開山水。山代表我們的仁愛、厚道，水代表我們的智慧、變通，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頭，大量的詞是什么呢？都是借山水來表達，借自然來表達。
也就是說，關于自然的哲學思考，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頭其實是非常豐富的。這一點可以說不亞于西方，甚至可以說領先于西方，關于自然的哲學思考，是曾經領先于西方。
在科學概念里頭，我們落后西方的是什么呢？是數學，是數學的表達描述。我們的思考很深刻，中國人幾乎是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可以稱之為哲學家，為什么？你看現(xiàn)在愛好國學的人，一張口一閉口的，立意都很高啊，陰、陽；實、虛；有、無，都是在深層的概念上走啊。
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哲學思考能力其實是很普遍的，甚至是大眾化的，但是我們的數學表達能力，就是我們比較落后或者滯后的，而這恰恰又是西方比較領先。
科學的概念里頭，對象都是自然的話，那么中國人的哲學上面其實占了優(yōu)勢，但中國人的數學表達處于劣勢，而西方人呢，他的數學表達占了優(yōu)勢，所以他的科學呈現(xiàn)的形式就處在了一種領先的位置上，其實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并不比西方任何一個民族弱，這是肯定的。我們的理解比他要早。我們老祖先提出這些概念的時候，西方人從前還沒到內部，我們比他要早，我們理解要深刻。
那我們在數學上為什么落后啊？
為何近現(xiàn)代中國落后了？
宗教革命催生了數學化的世界
我們的祖先有祖充之，還有圓周率，中國人比較早在數學上就有突破了，那為什么沒有像西方一樣形成一套嚴密的數學體系呢？中國人的科技貢獻并不弱，就算從科學角度來看，四大發(fā)明就不說了，張衡的地動儀，是一個科技。
其實人類呀，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對科技、科學，或者工匠，其實一開始都是比較愚昧的，也不是很重視，這與什么有關系呢？它與我們的科學水平達到的東西和宗教所能夠傳給老百姓的東西有關，自然界很多奇怪的現(xiàn)象，宗教可以做一個解釋，不管是東方的宗教還是西方的宗教，他會給一個解釋，要么解釋是一種災難，要么解釋是一種神力，給百姓民眾心中有個寄托，比如說上帝，比如說神。東西方沒什么大差別。
西方的科學，往上追溯的話，可能最早那一代就是更哲學化那一代，我們叫形式邏輯。在哲學這個年代，中國人絕對不服輸。他們更多的還是一種思維娛樂、思維游戲，思辨，它沒有實用性，也不考慮實用性，但那個年代科學更像是一種思辨性的，就像我們中國哲學里面的五行一樣，金木水火土，它也是一種思辨性，它沒有實用性，它不考慮實用性。
我們對自然的理解不比西方差，那為什么在數學上落后了？原因是民眾哲學理性思辨與宗教革命。宗教革命之后呢，普通老百姓就會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之前神所講的不是事實，那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天堂不是世界的真相，那世界的真相是什么？這個時候對自然就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去探究它的真相和本源，這就是自然科學的一種動力，就開始出現(xiàn)了。其實自然科學的動力發(fā)展，我不認為是科學家有多大的貢獻，這個歷史背景下最早的科學家不僅僅是哲學家，還是宗教家。
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哥白尼、伽利略，他們是教士，個人在教會系統(tǒng)以內，所以最早研究科學的其實都是宗教家。哥白尼對天體的研究成果出來以后，因為他把地球中心說給否定了，他認為是以太陽為中心，他為了避免教會對他的迫害，他交代他的后人，要等他死后這本書才能出，說明什么？說明他處在教會之內啊，他有些話都不敢說，因為他本身是教士。
伽利略呢，對自然做研究，他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他懺悔了，他如果不懺悔，可能就被燒死啊，布魯諾就被燒死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西方最早的一批科學家，其實不僅是哲學家，還是宗教家。宗教的改革，里面出現(xiàn)科學家是一個前提，改革沒有人敢去研究這個事情，為什么？因為圣經已經講了，這個世界是上帝造創(chuàng)造的，怎么來的，怎么運作的，花了六天的時間，第七天休息了，圣經講得清清楚楚了，你還去研究這個事情干什么？
第一宗教改革，只是讓人的精神從神的這種構建下解脫出來，人要去重新構思這個事情，科學理論的奠基人，都是屬于重構世界的人。愛因斯坦是不是，牛頓是不是啊，應該是，還有你所崇尚的很多科學家，他們實際上重構了我們這個世界。差不多相當于上帝之手啊，或者說，他們用的是上帝的眼光來看待事情，宗教的解放是非常重要的。
而中國其實幾千年下來，沒有像西方一樣的完全被宗教所統(tǒng)治，因為我們沒有類似中世紀的那么一個社會狀態(tài)。西方的中世紀，是政教合一，是宗教化的社會，就是行政權力要服從于宗教統(tǒng)治。表面上各個國家都有國王，但是都要得到羅馬教皇的認可和加冕。
后面到了19世紀了，拿破侖上臺，他為了想做法蘭西的皇帝，他把羅馬教皇請過來，給他加冕，羅馬教皇慢，他把皇冠搶過來戴在頭上，它可以命令教皇去做，但是形式上他還得請教皇給他戴到頭上去。還是保留了中世紀的傳統(tǒng)，就是宗教大過一切。宗教大國，宗教權力大過行政權力，大過國家，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宗教社會。至少有1000年的歷史，人在宗教思想的熏陶之下，被束縛了。
那中國呢？沒有這樣的歷史。中國的宗教主要是佛家和道教，佛教和道教，歷史上也被統(tǒng)治者曾經做過國教來對待，時間很短的，時間非常之短，也就是說像西方中世紀1000年的歷史，宗教主導一切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存在要從宗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但正因為沒有這個歷史，所以我們就沒有宗教改革。
但在社會上呢，在老百姓當中，其實還是很有力量的，在國家層面沒有力量，在民間的力量相當大，民間的力量一大，你沒有類似的宗教改革，等于人的精神狀態(tài)還是沒有真正解放，沒有完成類似于宗教改革的一種精神解放運動，沒有這樣的一場運動，科學需要對宇宙自然世界探討的動力就沒有產生，所以這就是我們落后的一個原因，就是人的思想解放了，精神解放了，他就放開手去大膽地去猜想這個事情是什么，而我們很多精英人物，可能掉在這種宗教，掉到那種宗教里頭，關于世界的本源思考的就不多，這是我們科學落后的一個原因吧。
西方為什么叫文藝復興，不叫文藝崛起？西方人認為他那個年代叫復興，后面導致了科學復興，是因為過去在古希臘那個時代他們很輝煌，然后中間1000多年是黑暗時代，他們用復興這個詞找回了過去1000年前的輝煌。古希臘是很輝煌的，不會約束民眾。
所以宗教時代，讓歐洲直倒退了1000年，所以他的宗教革新，變革改革，其實與哲學學習有很大關系的。康德、黑格爾都重新解讀了上帝、解讀了天堂、來世，如果沒有這些哲學家的深邃的思辨和思考，宗教革命也很難，因為普通民眾沒有這么高的思辨，對西方來說，為什么科學能夠興起，而且持續(xù)不斷，它起源于宗教改革。首先解放了思想，這是一個動力，因為宗教革命之后，民眾的思想就解放。這個世界究竟是什么樣的世界，第一個能不能懂，第二個如果我們能懂，怎么樣去懂？
社會化實用性催化科學與科技
作為學者思維，從宗教改革，從文藝復興找到科學興起的一個源頭，這也是很內在的，那很深刻的一個原因。但是我認為要解釋數學領先呢，一定要從它的實用性角度來講啊。
科學和古代古希臘的科學種子相隔了1000年以上，沒有這種思辨，怎么可能把內在的東西呈現(xiàn)給我們？思辨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但是光有它是不夠的，為什么？因為古希臘沒有做到的事情，不僅僅是思辨的問題，古希臘那個時候精神狀態(tài)是很活躍的，它可以展開思辨的，那為什么那個時候的思辨沒有導致現(xiàn)代科學，實用性上沒有出現(xiàn)。
真正到近現(xiàn)代出現(xiàn)了數學科學的蓬勃發(fā)展，跟它的實用性很大關系，所以現(xiàn)在叫做數學，怎么能夠體現(xiàn)出來，有兩種說法。如果暫時不考慮實用性，用數學來描述叫科學，但是社會是需要實用的，就是讓老百姓相信科學，一定要通過科學的方式變成一個推動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極大的前進和不斷發(fā)展的不同，就是你告訴他我們有這個科技，我們這個方法能推動人類的發(fā)展，其實這叫科技。
思辨的角度來說叫科學，就是科學的第一個目的，對世界的思辨和思考。基礎科學或者理論科學，就是這么理解。像物理、你現(xiàn)在設想，量子糾纏的解釋有很多種理論，哪種理論正確，哪種理論錯誤，他是一個思辨，在這里起作用，是一個最基礎的。
所以我覺得歐洲為什么數學能夠支持科學的飛速發(fā)展，為什么跟中國差距越來越大了？我覺得與兩個階層有關系，一個是精英階層，他們最初對物理、對世界的思辨，就是現(xiàn)在形成的基礎科學或者理論科學，另一方面是社會發(fā)展需求。
社會什么發(fā)展的需求，要具體啊，我覺得是當時除了宗教改革以外，宗教改革是16世紀初發(fā)生的，那么除了這個以外，當時西方還發(fā)生了什么，對科學的實用性產生了極大的需求。你剛才講的社會發(fā)展，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是社會的一種什么形態(tài)的發(fā)展？一個社會的形態(tài)變化，出現(xiàn)了一種比較大的變動，就是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就是在這個年代，市民社會，市場經濟的出現(xiàn)，給科技的發(fā)展特別對科學的發(fā)展強烈要求，對社會發(fā)展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形成，市民社會的形成，說白一點嘛，就是發(fā)財致富，他想賺錢，是不是他就要制造很多新東西了。
很多新東西出來，他才能賣，工業(yè)品、工藝品有市場，工匠一受到重視，就需要去研究產品的結構、制造，研究物理的原理，對機械的原理就開始研究，你就不能是哲學思考了。透徹的理解哲學就夠了，但是形象的制造靠數學，幾何、代數就開始要作為后面的支撐了。這個我認為什么呢？是工匠精神，工匠的時代來臨了，技術的時代來臨了，由此帶來了科學的發(fā)展，帶來了技術的進步。
工業(yè)文明的時候，瓦特先生發(fā)明的蒸汽機，蒸汽機里面用到的所有的物理學原理，基本上是法國人的。法國人在熱力學這個方面積累下來一個巨大的一個基礎研究，基本上把熱力學搞得差不多了，他就沒想起來怎么把熱力學搞出個蒸汽機。如果沒有法國人對熱力學的這種基礎研究，就沒有瓦特，那反過來，沒有瓦特把它變成一個工業(yè)文明的標志，蒸汽機也帶動不了社會的進步。
真正的發(fā)展如果帶動不了社會的進步，民眾是不認可的，離我們很遠，帶來不了市場，推動不了市場的進步，推動不了市場的繁榮與科學發(fā)展的。科學的繁榮有兩個，一個是純粹的思考，第二個就是實用性。
市場需求就是社會產生的，到了臨界點，到什么階段，市民社會出現(xiàn)了，市場化出現(xiàn)了，從農業(yè)社會轉向商業(yè)社會，商業(yè)社會向市場社會。農業(yè)文明、商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這么一個順序，這么一個轉變的過程中，科學大發(fā)展，法國思想家是為全人類提供的思想。
我們學物理的都知道，很多電磁方面的原理的發(fā)現(xiàn)都是法國科學家發(fā)現(xiàn)的，但是把電搞成實用是哪個國家做的？美國，愛迪生，所以法國為全世界提供了智慧，但是真正把它推動，大力發(fā)展的、市場化的，是誰啊，美國。當然最早是英國，其后就是美國，也就是說離開市場化，科學、數學都沒有用武之地，都只能是一個思辨。
這些年的科學落后，這些年的數學落后，根源在于什么？我們的市場化、我們的商業(yè)化、我們的城市化不夠。至少在改革開放之前遠遠不夠，這是落后的根源。
真正推動發(fā)展的是實用性，反過來實用性越來越能夠推動社會發(fā)展，也會讓這種非思辨性的科學也會不斷地深入下去。我們缺乏的不是對世界的本源的哲學思辨性的理解，我們一點也不缺乏這個智慧，也不缺乏這個習慣，也不缺乏這個文化，也不缺乏這個傳統(tǒng)。我們缺的是市場化，我們缺的是一種商業(yè)化、是工業(yè)化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