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典型、學樣板，實現管理標準化
很多企業都面臨制度難以落地的情況，管理者往往將這歸結為企業的執行力差等原因，但圍繞著提升執行力所做的很多工作卻總是收效不大。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制度管理總是流于形式？
其實，制度化的本質是標準化。西方式的標準化是通過制度化的形式來實現的，中國式的標準化是否應該走同樣的路呢？
目前，制度管理在很多企業面臨的困惑，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一問題。
至少，在中國的企業推行制度管理應該有哪些特點，這是我們必須搞清楚的問題，否則，ISO文件一套套地制訂出來，企業制度大摞大摞地堆積，但管理問題絲毫沒有改善，這樣勞民傷財，又何必呢？
我們必須了解中西文化差異對于管理標準化的影響。
“大家”第一，制度第二
一、西方人講制度，中國人講本分
西方人的世界觀和東方人的不同。
東方人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由整體到個體。就像我們企業里有些老板把員工自然而然地看成自己的人，看成自己的兄弟、晚輩。當然，不是個個老板都是這樣，但是這樣的老板也不少。
東方人的思維方式都很接近。日本人也很抱團。終身雇傭制在我們國家都破了，日本人還沒打破。他們的整體觀非常強。
所以，日資企業與供應商是長期合作的關系。豐田、本田搬到中國大陸某個地方，它們的供應商大批量地就跟著過去了。它們的供應商一般都不換的。所以，日本豐田有豐田系，本田有本田系。
這是東方文化的特點：總是把這個世界看成一體的，總是把自己跟別人看成一伙的。從酒桌上你就看得出，本來大家互不相識，喝著喝著，抱頭痛哭的、稱兄道弟的發誓許愿的全來了，一頓酒下來，這種和諧的氣氛會讓你弄不清他們究竟認識了多久。
又如，到東北吃飯，你一進餐館，老板就說，咱家有什么菜，咱家價錢是如何便宜。初來乍到的外地人就會覺得奇怪，怎么變成咱家了呢？難道吃飯不要錢嗎？如果這樣想，你就要鬧笑話了，你吃完飯，他還是讓你付錢的。你千萬別說，咱到咱家來了為什么還要付錢呢？“咱家”只是個概念，他的意思是說，你到這里來吃飯，很親近的。歸根結底，這是一種群體式、整體式特點的體現。
中國過去的大宅子很多，幾百套房子就是一家，一個大宅子，一大家族全住一起。在山西、山東、福建，這樣的宅子比比皆是，大宅子里有一兩百間房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國過去的生活方式是以家族的方式而存在的，人一生下來就生活在大家庭里、大家族里，所以個人意識相對淡薄，群體意識相當強。每一個人都是群體培養出來的，每一個人都要為群體負責。
你到中國的那些農村多走一走，就會發現，中國人的群體意識已經成了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一個基因。你到梅州、福建的那些圍屋、土樓去，會看到一兩百人住在一個土樓里。從這些家族里面出來的人，他的群體意識都很強，他認為自己就是大家養活的。
所以過去有吃百家飯之說，意味著哪個小孩哪怕父母不在了，一樣養得活。這家吃一點，那家吃一點，就長大了。
現在恐怕就麻煩了，父母不在了，估計這個小孩就沒人管了。這個社會，傳統的東西正在解體。
先群體后個體，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
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先個體后整體。它認為整體是由個體組合起來的。所以西方人特別強調個人主義。你看好萊塢的電影，你總能看到某個英雄人物從頭至尾神得很，就像007一樣。007就是永遠打不死的，他沒有死的時候，個人英雄是不能死的。 在西方文化里，倡導的就是個人英雄主義。他們認為群體是個體拼湊起來的，個體優于群體，個體先于群體。群體是不同的個體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契約關系而形成的。契約關系成了他們人與人之間的基礎關系。
契約關系的意思就是：我跟你本來是沒有關系的，我們兩個到一起來只是為了謀取各自的利益，所以，你要賺，我也要賺。為了確保我們各自的利益都有保障，我們就需要訂立契約，進行公平交易。
其實公平交易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觀。中國從古至今就沒有把經商、交易看成最重要的工作。中國古代的排序是怎樣的呢？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后。
所以交易在東方人的觀念里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概念，更不用說公平交易了。一家子還有什么交易呢？
老爸的東西就是兒子的，兒子的東西也是老爸的。你幾個億的家業，不給你兒子，給誰？哪怕這個兒子你看不順眼，不想交給他，但如果你偏偏只有這么一個兒子，你還得交給他。所以，在東方人的概念里，交易擺在很次要的位置上，公平交易也就很難成。為一種重要的價值觀。
西方人不是這樣的。西方人認為我跟你沒關系，我們走到一起來，就是為了利益的交換。既然是利益的交換，就要講究公平，就要法制、民主、平等。
西方人為什么把民主、平等、法制看得這么重要呢？是因為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本來是沒有關系的，大家湊到一起來，不講民主，只有你做主，我不能做主，就不合道理了。
中國人、東方人為什么這么多年民主并沒有真正成為一種主要的價值觀？是因為大家認為我們本來就有密切的關系，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兒子跟老爸能談共同做主嗎？兒子對老爸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么我們不平等呢？老爸可能一巴掌就打過來了。家里我做50%的主，你也做50%的主，那不亂套了！不信，你回去試試，一定是一頓暴打，打了還沒有地方投訴。
你跟你哥談平等，他都不聽，為什么？哥說，小時候我照顧你那么多，現在你大了跟我談平等，小時候你怎么不跟我談？打架的時候我替你打，我憑什么替你打？我是你哥啊。難道我是為了今天聽你談平等啊？
所以在東方人概念里，人與人是攪成一團的，它不是一個一個湊起來的。反過來，我們一個個都是這攪成一團的群體里頭衍生出來的。
西方人認為大家沒有天然的關系，所以要平等、公平，所以要守規矩。為什么要守？你不守規矩，你就要占我便宜；我不守規矩，你就要吃虧。
那好，我們都守規矩。所以他們就把制度放在了第一位。我們要理解制度這個東西不是天然必需的。沒有一個價值是天然必需的，民主也好，平等也好，都不是天然必需的。它都有自己的實用價值。
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逐漸形成并傳承下來的。它倡導的是彼此照顧，相互擔當，倡導的是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強調的是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強調的是每個人盡自己的本分。
這個本分是由一個人在人際關系中的位置所決定的。而這種人際關系又往往是先于他這個人而存在的，是他無法選擇的。這是群體社會家族社會在人們內心中打下的深深烙印。
在這樣的背景下，外在的制度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人們行為的第一準則。真正成為人們行為第一準則的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和本分。
這種義務和本分不是以制度和文字的形式出現，而是以習俗和傳統的方式出現。
什么叫習俗和傳統呢？就是大家都這樣，你就該這樣；過去都這樣，現在就這樣。
這里既沒有道理，也沒有文字，只有“大家”和“過去”,“過去”其實也是指“大家”，只不過是過去的“大家”。“大家”二字就是唯一的標準、唯一的理由。
二、西方人重個人欲望，中國人重大家和諧
東方人的價值觀和西方人的價值觀不同在什么地方？東方人講和諧，西方人講欲望。西方人所講的競爭和制度，都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礎上的。
西方人講欲望，個人的欲望擺在第一位。中國人從來不把欲望放在第一位，沒有個體的欲望能凌駕于整體之上的文化傳統。
西方人把個人的欲望看得非常重，甚至可以說，西方人認為大家走到一起，就是為了滿足每個人的欲望，為了讓大家的欲望都能滿足。
所以，他們需要制度，因為沒有制度，這個人的欲望滿足，另外一個人的欲望就滿足不了了。
有了制度的規范與制約，彼此的欲望就可以達到調和。你的欲望滿足一點，我的欲望滿足一點，你也犧牲一點，我也犧牲一點，最后達到和諧。所以它是從欲望達到和諧，它從欲望開始，和諧為終，中間就靠制度。
這種情況下，彼此當然都要講法制。所以西方人天天打官司都習以為常。中國人打官司，總認為不是好事，中國人不能動不動打官司的，觀念里就不能接受這個東西。你是原告，那說明你這個人一天到晚找別人的麻煩。你是被告，說明你這個人很不地道，要不人家怎么老告你呢？中國人成原告不行，成被告也不行。
西方人從欲望開始，通過制度（法制）來達到和諧。中國人從和諧開始，先不跟你講三七二十一 先跟你講大家的排序。就像家里頭一樣：是爹的當爹，是媽的當媽，是哥的當哥，是弟的當弟，各就各位。所以中國有句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反過來說，你在這個位置就要做好你這個位置的事，也能得到你這個位置應該得到的。每個人的所得和所為都是根據這個位置來決定的。正因如此，中國文化過去也把它叫禮教文化。禮就是度，度就是分（本分、身份）。這個度和分都取決于位置。
西方人從個人欲望開始，通過制度的規范達到一種平衡，形成欲望的滿足，成就一種和諧的狀態，所以西方人是先欲望后和諧。
中國人則從群體和諧開始，首先我們要和諧，然后通過齊心協力的運作來滿足個體的欲望，先和諧后欲望，中間不是制度，中間是齊心協力，是合作。
中國人經常說“來，我們來運作一把”，而不是說“來，我們來等價交換”。北京的很多文化人，演藝人湊到一起，運作一把，一部戲就出來了。這部戲一演，全國火，一火就是錢。這種運作當中，彼此的朋友關系、信任關系比彼此的討價還價重要得多。
我們好多老板也是這樣的，湊到一起，一商量，一筆生意就開始了。齊心協力的合作就是這個意思，它從群體原有的和諧關系開始，通過齊心協力的運作來滿足個體的欲望。咱們老板與老板之間合伙做生意，很少有說，我們倆先把什么都定清楚，而且斤斤計較。如果真是這樣，估計還沒開始就會散伙。
總之，中國人與西方人價值觀不一樣，中國人重和諧，西方人重欲望。
士、農、工、商，中國人為什么從古至今把商排在那么后的位置上？就是因為商這個東西把欲望看得重。孔子怕商人這種價值觀把整個社會文化全部影響了，所以將商擠到末尾去了。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人們自當會將和諧看得比規矩要重。一句話：和諧第一，規矩第二；或者叫：和諧重于制度。
三、企業兩手都要抓：家庭化和制度化
中國這100多年以來，隨著外族的入侵，隨著自身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傳統的那種社會結構正在瓦解，但是我們還是向往回到傳統的結構里去。看一看春節我們就知道了。每到春節，我們瓦解的結構又重新整合，在那幾天里頭我們要回到家族社會里去，所以，火車票難買，飛機票難買。
我們傳統的結構是什么？是群體結構、家族結構。要過年了，好多人不管怎樣，都要回去。老板說要加班，他會說，我不要工資了，你再要砍我的工資，我就不干了。我要回去，我要見我的父母、同學、家人。一回到家里，一看到父母、同學、老鄉，心里就釋然了。為什么？幾千年來的東西在我們身上拋不掉啊。我們內心里向往傳統的家族生活。
但是春節一過，大家又往東跑往西跑，去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打工。社會又開始解體了。你也打工，我也打工，你想掙錢，我也想掙錢，就開始個體化了。一到春節就群體化，過完春節就個體化。所以咱們中國人現在的生活是在群體和個體之間搖擺，一會兒在群體里，一會兒在個體里。所以我們現在的企業既要具有傳統中國的群體文化，又要兼顧現代的個體文化。
但是我們企業完全保留中國的傳統也不可能，所以我們老板要放棄這種想法。我們現在很多老板就想，我們辦一個企業，就相當于重新建立一個大家庭，當然，這個家不是跟老婆組成的那個家，而是跟企業員工組成的家。張三來了，是我的孩子，李四來了，是我的弟弟，比親的還親，因為他們幫我掙錢啊。
但這是一廂情愿，情況不會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因為中國社會已經受到了個體文化的沖擊。完全把企業營造成家，這是一個理想狀態。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在我們企業家心中留下的痕跡，我們應該為你鼓掌，但是不可能真正實現。
這個夢要有，這個理想要有，當現實中你的理想不斷打折扣的時候，我們要去接受它，要去面對它。不能因為現實打了折扣就放棄理想，理想是要有的。
就像我們說老師教學生，要有一桶水，才能倒出一杯水。這個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營造這個家的理想永遠不要放棄，但是這個家不可能真正地如你所愿，這是個矛盾的東西。我擁有這一桶水是為了那一杯水能倒出來，不是真正要把這桶水全部倒出去。倒不出去的。如果你連營造這個家的理想都沒有了，那可能你現在企業的狀況還會更差。
有一句話叫：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的境界，保持我們的高度，保持我們看待這個群體和員工的眼光。
但是我們要現實一點。就是說當你對下屬非常非常好他都沒有達到你真心想要的標準時，你要接受，因為企業存在個體文化。個體文化就是本來我們沒啥關系，所以，我們到一起來就要為利益而爭，為利益而斗。
正因為如此，中國現在的企業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轉型：傳統的，不能完全保留；現代的，不可能完全接受。所以企業里家庭文化和制度文化應兼而有之，用家庭文化傳承我們的群體文化幾千年的傳統，用制度文化來規范和約束我們的個人欲望。
所以，現在企業應該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哪兩手？一體化和制度化，家庭化和制度化。企業既要像個家，也必須有條條框框，這樣這個家就不是中國傳統的家了。其實中國做得好的企業都有這個特點，包括香港、臺灣做得好的華人企業都有這個特點。
把企業營造得要像個家，這是一個主導思想，是一個主觀思想，但是，在實際上、客觀上又要有很多條條框框來約束。所以家庭化、制度化兩者的完美結合才是現在中國企業文化的特點，不要單純地依靠制度化。不要以為凡事靠定一個制度，然后狠抓執行就能解決問題。要懂得通過制度的實施來完成企業的一體化，讓企業的人共同得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