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人有覺性，大家都相信，但是，如果說椅子、桌子有覺性，樹有覺性，大家就不會相信了!
那我們先看看什么叫“覺性”。我們平常說人有覺性其實就是說人對外界會有各種反應。比如，你叫一聲張三，他聽到后會回應一聲：叫我干嗎?這就是他有覺性。
所以，所謂的覺性就是反應。假如你給他一巴掌他沒反應，你親他一下他也沒反應，這樣你還會認為他有覺性嗎?
我們再看一棵樹，樹其實也有覺性，風一吹樹就搖動，天下雨樹就滋潤，給點陽光樹就燦爛……給它什么，它就反應什么，它比我們人的反應來得還直接，人還要想一想風吹一下我們要不要搖?而它只能搖，所以它的覺性更直接。
那椅子有沒有覺性?我們坐在上面動一動試一試就知道了。我們動得越厲害，椅子給出的反應就越大。再比如我們敲這張桌子，敲的方式不同，力度不同，桌子反應出的聲音也就不同。我們敲一下，它就“咚”的一下，敲兩下就“咚”兩下，敲三下就“咚”三下，不可能敲兩下就“咚”四下。我們用巴掌拍它，它發出的聲音又不同，可見它很聰明，都能識別我們的動作，做出不同的反應。這就是覺性，萬事萬物都有覺性。這個就叫本覺。
所以，本覺本有，不覺本無。萬事萬物本來都有覺性，沒有覺性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所以，人和萬物皆平等，我們要有平等心。
我們小時候讀書喜歡拿把小刀在課桌上雕，老師說要大家愛護公物，我們也不當回事?，F在明白了這不是不愛惜公物的問題，是不知道桌子也有覺性，如果我們也拿把刀子在自己身上雕一下，不疼死才怪。所以，我們要知道萬物皆有與人一樣的覺性，這樣我們看周圍的人和事平等心就會起來，分別心就下去了。
管理的問題就是從分別心開始的。所以，張瑞敏這個管理大師提出一個口號：管理一定要等距離。有很重的分別心是不可能做好管理的，因為有分別心就不可能做到公平，不公平又怎么能把管理做好?
在企業里把張三看得重，李四看得輕，這是不公平的，員工們也會對此有怨言。再說，今天某個員工可能不重要，但明天他可能就變得重要了。很多工廠的瓶頸就是這樣，今天做這個產品，這個地方是瓶頸，明天做那個產品，那個地方又成了瓶頸。企業里有哪個人是多余的?每個人都有位置，每個人都有作用，我們看得起這個，看不起那個，這樣工廠一定會亂。
所以，我們要有平等心，不要有分別心。在歐博，不管你是經理還是老師還是組長，做得好就值得表揚值得贊賞，做得不好，照樣得接受批評。但有些老板就不是這樣，對于自認為重要的人就不敢批評。這就沒有原則，大家就知道你是一個欺軟怕硬的角色，你的管理就不好做。
很多人做管理做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越來越有錢導致分別心越來越重，管理就越來越難做;或者，他們地位越來越高，導致分別心越來越重，管理也越來越難做。大家要相信這個邏輯。
說毛主席會做管理，這點沒人反對吧?十億人在毛主席手里被管得井井有條。毛主席的管理思想核心的一條就是群眾路線。他在工作中強調群眾路線，強調與群眾打成一片;打仗時強調廣泛發動群眾，大打人民戰爭。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同的地方，蔣介石被日本鬼子打得滿世界亂竄，而毛主席專門派人到日本鬼子的占領區搞地下武工隊，就是廣泛發動群眾。結果抗日戰爭打完了，解放軍成長了，隊伍越打越壯大，由幾萬人發展為一百多萬人。這靠的就是邊打仗邊發動群眾。
所以，毛主席靠廣泛發動群眾，大打人民戰爭，蔣介石走精英路線，靠有錢人。一個贏，一個輸。
怎么發動群眾?首先不要把自己跟群眾區別開來，要縮小這種差別。
所以，毛主席那個年代經常講要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差別當然不可能完全消滅，但那時候人們的幸福感的確很強。相反，現在人們富裕的程度遠遠超過那時，但幸福感又高了多少呢?追根溯源恐怕還在于差別的增大吧!國家領導人都知道差別太大會很危險的，我們做企業管理的怎么就不知道呢?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做管理首先要淡掉分別心，不要老認為自己是一個什么高管、老板就與眾不同，而應該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做事的，只不過是在高管的位置上、在老板的位置上做事而已。
也不要以為你有錢就如何與眾不同。我在《老板的革命》這本書中專門對錢進行了分析：錢就是社會交給你管的東西，不要以為那是你天天可以花的東西。每天別人吃五十塊錢就夠了，你卻要吃五萬塊錢。這樣吃下去，不吃出冠心病、高血壓來才怪。你吃什么東西要五萬塊?吃正常的東西吃得出五萬塊錢嗎?也就是說你吃的不是正常的東西，那身體能正常嗎?好端端的，花錢把自己身體搞得不正常干什么?
所以，不管在什么位置，也不管有錢沒錢，我們的的確確要淡掉分別心，只要分別心重就做不好管理。
那么，從哪里開始淡?從知道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開始，因為萬事萬物都有覺性。你以為鳥跟鳥沒交談嗎?只是你說人話它聽不懂，它說鳥語你也聽不懂罷了。
